谁知道崇祯给出这个理由，内阁大臣有不少都是南人。

内阁次辅等人都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一概不同意。

作为山西人的李建泰顿首启奏：“主优如此，臣不敢不尽力。

臣乃晋人，颇知贼中事。

愿以家财左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

崇祯本来就有意这位山西阁臣代他出征，一听此话大喜过望：

“卿若行，朕当彷占推毂礼，亲钱之郊，不敢轻也。“

李建泰何许人也？

他是山西曲沃县人。

天启五年进上，风骨峭拔性情康慨而素负重名的他，因为家乡遭祸，愿以家资左军，有意出征，常与同官谈及此事。

这种话自是传到崇祯的耳中。

现在听他说出来，崇祯当然求之不得。

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自己家乡定会殊死拼搏。

何况此人是山西巨富，车饷不必担心，真是两全其美。

然而时至今日，无论何人代帝出征已经无济于事。

连日来大同的情况愈来愈不妙，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更不用说收复山西了。

数年以前锤匪实力并不猖狂，山西城防有残坏城邑，墙垣多矮薄，居民寡落，储备空虚，苦于力不能支。

至于巨郡大邑，高城深池，人烟密集之地，尽可与贼相持。

但是贺今朝却是在山西随攻随破、不攻自破的情况时常发生，让朝廷认为是大明惨状。

士绅辜负朝廷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

惶惑无知百姓，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凭城拒守者尽数屠戮。

因此贼尚未薄城下，辄有二三奸徒倡说远迎。

不忠惧死守城县令以及苟且偷生的士绅，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

吏部也如实向皇帝报告山西动向:“秦寇窥渡，三晋披靡，贼骑未到，城池已空，伪檄方传，而人心胥乱。”

就是整个山西都落入敌手，再派人前去有什么用？

即使如此，崇祯还是对李建泰寄予厚望。

他打算亲自到彰武门外为李建泰举行郊饯之礼，由于李建泰不敢领受，借口此国朝未有之礼”，坚决辞谢。

崇祯只得命礼部另议。

隆重的礼仪如期举行。

驸马都尉厅韦代帝以特牲告太庙。

崇祯来到大殿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并赏赐李建泰龙节与尚方剑。

然后朱由检乘驾前往正阳门城楼，亲自主持由光禄寺操办的饯行宴会。

一路上官军旗幡从午门外一真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阵阵，旌旗招展，透出一派威武而热烈的遣将出征的气氛。

奉命前来侍坐的文臣坐在东面九桌，武臣坐在西摆九桌，正中一桌是皇帝御席，合起来正好是十九桌。

像是提前吃席一般！

朱由检所用金台爵镶嵌大宝石，是历代举行重大典礼时偶尔动用的重器，大臣们一概使用金杯。

只听得鸿胪寺官员赞礼，乐声响起，崇祯亲自向李建泰递酒三杯道:“先生此去如朕亲行”。

想了想又嘱咐道：“卿即朕，朕即卿，朕与卿无两身，凡事以便宜行，先斩后奏皇权特许！”

待李建泰饮完三杯后，崇祯又把自己手书的“代朕亲征”敕谕盖上印章，赏赐给李建泰。

李建泰捧过敕渝，赶忙拜谢，崇祯把他扶起。

太监为他戴上红簪金花，披上宫锦。

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

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在皇上亲自调派的一千五百名京营兵护送下，离开京师，向涿州进发。

随行的有作为监军的兵部主事凌炯、总兵郭中杰以及主管火攻水利的西洋人。

进士程源送李建泰至真定寺，对他进言：“相公此行当兼程抵雁门关，联合山西巡抚许鼎臣收拾人心，为固守计，以蔽神京。”

程源还对凌炯草拟了平阳、太原攻略，以及三晋、三关的具体建议，凌炯颇以为然。

反攻山西大业指日可待！

程源建议李建泰日夜兼程赶往雁门关，确是当务之急。

雁门关一日陷落，大势已去，再难以挽回。

然而李建泰拘泥于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

毕竟咱老李也是看过兵书的！

他也想要联系到自己的家人，把埋藏的银两拿出来一些，招募士卒。

但是按照他这种速度，等贺今朝率领锤匪攻占湖广，他都不一定能赶得到雁门关，更如何救得了山西!

当李建泰率军抵达涿州时，护卫的京营兵大多逃回。

“打锤匪，爱谁去谁去，爷他妈的不伺候了！”

这趟不仅没有油水可捞，还得把小命全都给送进去。

京营这帮人可深知自己是几斤几两，绝对打不过锤匪。

更不用说只带一千五百人就想着去收复山西？

想都他妈的不用想！

再不跑就没机会。

代朕亲征以及尚方宝剑屁用没有，毫无权威了。

而崇祯也多是为了试探贺今朝是否要出兵，所以就指定山西人回乡号召领兵。

就在这时，云南道御史卫祯固向朝廷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搜罗废将，联络三边”，中策是“恢复潼关，收拾河南”，下策是“分信守河，静以观变”。

他特别强调：“辅臣李建泰督师，是代我皇帝出征，举动系天下安危，事事须费详酌。

居然堂而皇之地坐身南下，难道不怕流寇窥我虚实？

且一兵一饷专倚本地，何以居重驭轻？

当事者应该呕心沥血筹措实兵实饷，切勿以为推毅有重臣，便可袖手旁观了。”

应该说他的头脑比较清醒，但对于军事形势的判断与朝廷决策者并无二致。

都把防守重点放在京师南翼——太行山一线。

几乎都忽视了京师的北翼——宣府大同一线，以为宣大有重兵扼守可以确保无虞。

崇祯也是这样考虑的，他命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就是南下保定，真实地流露了“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在宣大。

即使保定不支，还可调宣大兵之半援助畿辅。

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迅速，充其量只能阻挡贺今朝率领的偏师，而他一旦进攻京师率领的主力恰恰是从宣大一线直逼京师的。

再加上他们以为的宣大的重兵根本没有！

何况李建泰出征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政治姿态，只带了一千五百禁军出发，兵员与粮饷的补给都要就地解决。

在如此紧张形势下，岂只是画饼充饥！

更何况贺今朝此行是往湖广方向进兵，根本就没想着一鼓作气打下京师。

还打算让明清之间相互消耗呢。

朝廷连锤匪最基础的形势判断都无法做好，那所有的应对都是个几把！

事实正是如此。

李建泰一出京师，立即陷人步履维艰的境地，地方长官都害怕他来征兵索饷，拒绝他进城，弄得堂堂督师辅臣威信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