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奏(南迁)事，即欲行之，谁可接济？

途间用何等官领兵措饷？

驻扎何地？”

李明睿稍微思考这三个问题回复道：“陛下，济宁、淮安皆是要地，不可不设官，须择重臣领兵，预为之防。”

崇祯颔首：“需要何等官衔？”

“该是户兵二部堂上官。”

“此时兵在关外，大将俱在辽东，调遣甚难，奈何？”

“近京八府尚可招募。

陛下此行，京师须人料理，关外兵不可尽撒，尤其是辽东军将不可轻调，惟有在公侯伯及阁部文武大臣试其才能，再秘密遣之。”

听到这里，崇祯又放松了许多。

朕手底下还有那么多的勋贵可以用。

毕竟大明要是亡了，这帮世袭罔替的勋贵也就没了前程，贺今朝那种人根本就不会养着他们。

故而崇祯对于南迁之事，还是极有信心的。

此外双方还就大明的财政等有关问题谈了谈。

到召对结束，李明睿出宫时，已经二更时分了。

再加上崇祯的第一宠臣，杨嗣昌也极为赞同南迁。

留锤匪与清军争夺北方，叫他们相互厮杀。

大明在南方养足力气，等他们决出胜负，想必那个时候，他们也就能编练出许多的士卒。

在杨嗣昌看来，无论是锤匪贺今朝还是清廷皇太极，这两方都比较能打，只要没有大明在中间搅和，他们短时间内谁都奈何不了谁。

想想大明之前几十年都没有剿灭建州女真，且让他们越做越大。

贺今朝想要短时间平定北方，把关外的清廷消灭，短时间根本就不可能的。

大明到了今天的地步，已经掺和不起了。

索性就失地存人，让两方实力强大的去互掐，如同辽金一般，双方损失必然惨重。

这便是杨嗣昌在战败当中得到的经验教训。

大明皇帝与大臣从早到晚秘密商谈南迁，实在是反往常惯例的非同寻常之举。

正如他向李明睿透露的那样，他有志于此久矣！

崇祯是急于南迁的！

在他看来，对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危机，南迁不失为权宜之计，而且几乎是可供选择的唯一最佳方案。

因为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号称几十万大军。

江滩一带又有江北四镇的军队，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

然而，李明睿毕竟官小位卑，说话没有分量。

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也不敢在放弃宗庙陵寝这样敏感的事情上独断专行。

他迫切需要内阁六部有影响的大臣出来力排众议。

但是阁部大臣中又有谁独具胆识敢冒后人非议的风险，提出南迁呢？

几番商议后，崇祯基本上明确了南迁。

但崇祯不愿担负起这个“逃跑”的罪名，希望手下重臣能主动提出南迁，他先否定，重臣再请求，他最终“迫不得已”同意，以此撇开丢掉大明首都的责任。

当年留学生未回，瓦剌进攻，于少保站出来保卫京师，说有言南迁者，斩。

崇祯自然不希望自己这个当皇帝的提出来。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陈演身上。

朱由检找来陈演，满怀希望地道：

“此事要先生担一担。”

陈演虽然贪财好色，喜欢排除异己，贻误战机，拉帮结派，就是不干正事，可也是个聪明人。

因为不聪明的人也干不了他在私底下做的事，还能被皇帝信任。

他当然看穿了皇帝的心思。

如果自己公然提议迁都，今后一旦秋后算账，追究放弃首都的责任，自己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

更为重要的是，陈演对皇帝的脾气再熟悉不过了。

崇祯每次遇到大事，都要强硬地追查到底，从一二品大员到八九品小官，都是打包严惩。

陈演在心中叹息，在皇帝面前，他每说一句话都要思前想后，稍微说错一句话，能吓得后嵴梁湿透。

在大明江山和自家声誉面前，陈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首辅周延儒更是一言不发。

阁臣们彻底让崇祯失望了，没有人愿意干这种事。

毕竟臣子都认为：皇帝不地道啊！

为皇帝办事，不仅名声没了，连命都得搭上。

这种责任，谁担当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