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认为，官吏、缙绅、豪强们所拥有的财富，都是从百姓身上剥削来的不义之财，都是赃款、赃物。

因此，责令他们将这些财物缴纳给起义军充作军饷，所以称之为“追赃助饷“。

李自成在洛阳时就颁布了《掠金令》，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追赃数额:“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

到了好客山东后，又规定乡绅也需要助饷。

要是放在河南，那都是杀了了事，如今也肯放这些人一马，收拢他们帮自己干活。

客观地说，此招既可筹措军费，又能慑敌安民，不失为一个筹集收入的好办法。

但是，打土豪、斗地主官吏的劫掠之策有很大的局限性，地主豪绅毕竟每个只能打一次，总有打光的时候。

不像税收，只要税源在，来年便还能收，连绵不断。

在自己统治的地盘上，仅靠“追赃助饷”，没有其他可持续的聚财办法，就只能是坐吃山空，必定军心、民心不稳。

这样，李自成起义军虽然勇勐善战，占地广阔，却没有一寸稳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

待到百万之众，盘踞在河南、山东这两处地方，也是十分的难受。

冬衣这玩意，是不得不准备的，光靠着劫掠山东的大明宗室，是无法筹备处如此多的棉布棉花之类的。

而且，闯贼起义军的“追赃助饷”不像税收那样有多种法规和措施来确保收入归公，往往谁追谁获利。

因有私利可图，起义军上上下下都沉浸在“追赃”的狂热中。

自将军到土兵，个个“追赃”追得腰包鼓胀，私吞白银多者数千两，少者数百两，以至人人有富贵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

哪像贺今朝废弃了大明的苛捐杂税，但依旧制定了新的税法，就算种田，也得对半分，把大饼画在后面。

方能最大可能的筹集军粮，用于战事，维护政权的日常运转等等。

在这件事上，李自成没有选择抄作业，依旧是另辟蹊径。

李自成农民政权，对苛捐杂税深恶痛绝，这让人非常容易理解。

大明底层早就苦赋税久已。

他们在税收的问题上走向了反面，把税收视为统治阶级的万恶之首。

“均田免粮”，完全不去建立税收制度，这样会比明末政权败得更快，更惨。

若是“均田免粮”后再回到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不需要国家，不需要政权的长期运行，或许还行，然而这只是天方夜谭。

政权的财力基础没有经常稳定的保障，也就意味着聚沙建塔，经不住历史风雨的侵蚀与冲刷。

如果说崇祯的明末政权亡于横征暴敛，那么，李自成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亡于免税劫掠，这不啻于另一种形式的横征暴敛，手段还更酷虐。

各自极端的税收政策，最终会使大明王朝和李自成的政权走上殊途同归的败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