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不是成为集团了嘛，不是把贪渎当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官官相护，就欺瞒朕一人嘛？

那朕就重用厂卫，该杀的杀，抄家流放也不含糊，先从军饷贪渎入手，从兵部到地方，打倒一片再说。

然后是更换兵部尚书，再提拔铁面黑脸毕自肃，从督察院到厂卫，双管齐下将打击贪渎从朝堂扩展到地方。

天启二年，朱由校认为是最艰难的，最让他郁闷的。能用的人太少，你打翻一个，接替者依然是一个德行。

但到了天启三年，朱由校就感觉轻松了许多。贪渎和结党的官员干翻了一大批，而新晋的官员越来越多的能为他所用，朝堂势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地方上的情况也大有好转，利用杨涟、孙传庭等官员大力实施清屯弃饷，借着徐鸿儒造反，狠辣处置了一批隐冒偷漏的士绅地主，震慑了人心，使风气大有改变。

好转和改变，依然不是皇帝的最终目的。对官场的洗涤，对官员的处置，如同波涛拍岸，并没有停息。

督察院奉圣意设立巡查机制，州府设立专员，这还只是在制度上的加强。依靠厂卫的暗中探悉，则更令官员们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年年都有官员落马，数量越来越集中到地方，特别是县官这一级。

原因很简单，县官算是大明最基层的政府组织，收赋征税全是经他们的手。而贪渎害民，也是他们最直接地接触到百姓。

一项并不算重的加税，到最后竟变成洪水猛兽，难道不是这些基层官员造成的？而朝廷和皇帝，不过是他们贪渎害民的背锅侠。

对于敢让自己背锅的王八蛋，皇帝展现了贯有的无情和狠辣，也造就出几个酷吏似的督抚，江、浙巡抚魏广微和倪文焕则是最突出的。

魏广微上任时间较长，对地方情况调查了解，又有厂卫侦悉的情报相助，禀承圣意是毫不含糊。

朝廷所定的赋税是多少就是多少，地方敢加一文一毫，就是贪渎，不管你什么借口，什么原因。

先抄家羁押，再按照家产的厚薄确定刑罚。五千以下全家流放，五千以上砍头示众，家眷流放。

这个标准已经是朱由校有所放宽，但真正处置下来，大部分落马的贪渎官员却是人头不保。

刑部尚书薛贞略有些忐忑地将刑部拟判处死的罪犯名单呈上，偷眼看了看翻阅勾决的皇帝，心中安定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