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卷书分别研究的是乐器声学原理、还有一些明末时的舞台表演技术、道具技术，皮影戏人偶戏万花筒之类的原理剖析。

其中“乐律”这卷更有价值一点，因为涉及到了物理学的声学部分，比如从流出的残句里可以看到，宋应星有写“一根琴弦绷紧的长度缩短多少比例后，音高就能提高五度（宫商角徵羽一轮，对应西方一个八度）”，还有很多其他的朴素声学研究。

当然了，必须承认，在这方面华夏文明古代并不占优。因为古代都不喜欢用数学工具来精确定量研究艺术，只喜欢大而化之地泛泛论道不论术。

相比之下，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6世纪就总结出弦长变化和音高变化之间的数学比例了。（中国古代调音师手艺是很不错的，甚至更好，但只是凭经验凭手感，没人去总结声学数学原理）

宋应星虽然比毕达哥拉斯晚了两千年，但好歹也是补上了这块不受重视的短板，他的一部分内容，也是从徐光启翻译的西方数学思想借鉴来的。

说白了，这两卷比前三卷涉及的工业、手工业要更加不务正业一些，纯粹是娱乐产业，类似后来电影行业的服化道、配乐技术，才那么不被待见。

所以，如果说《天工开物》的前三卷，只会被极个别非常死板的卫道士抨为“奇技淫巧”，那后两卷要是印出来，按照当时的社会开放程度，恐怕是开明人士都会喷是“奇技淫巧”了。

毕竟到21世纪，还有很多人喷娱乐科技是“为戏子服务”呢，何况是17世纪？

都服务于倡伎优伶了，这不“淫”巧还有什么是“淫”巧？

不过，不论别人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一切在沈树人这种坦荡君子这儿，都是不存在的。

研究那些倡伎优伶用到的技术怎么了？那些“众正盈朝”的士大夫，特么的哪个不往秦淮烟花之地钻？

天天勾栏听曲、还不许人研究声学物理了？

宋应星感动涕零之余，也不忘提醒了沈树人这一点：“沈道台，您开的价，老夫无有不允，老夫知道这是您抬举我。不过这倡伎优伶之术，由您推广出去，怕是对您名声有所不便……”

沈树人霸气回应：“我怕个鸟？我少年得志，功成名就，该考的功名全有了，早就无所畏惧。适逢其会能抢救两卷本该失传的科学著作，舍我其谁？回到大冶就让人给您拿银子，剩下的交给我。”

宋应星一家被拿捏得死死的，对沈道台的义薄云天、光明磊落，也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