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批评墨子扬子都不是‘中用’之道，而是执一之道。执一之道是贼也，举一而废百。

孟子所云的‘义’和墨子所云的‘义’不同。

孟子之‘义’乃‘中用’之道，兼顾利己利他。但中用之道不是折中和调和，如何中用？必由【诚】出发，那就是‘仁义’。

什么是‘仁义’？

仁义就是‘大利’，‘远利’，而梁惠王有何‘利’吾国的所言的‘利’是‘短利’，‘近利’。

短‘利’，近‘利’人人都会，地上有一百块，你不用教谁都懂得捡起来。

但因为捡这一百块，若被东家或让失主看到了，那么利则为害。或者二者都没有，从此滋生了不劳而获，守株待兔的思想，这都是害。

人之所以染上赌瘾，都是从一开始赌博赢钱开始的。

所以孟子的‘仁义’是劝梁惠王舍‘近利’逐‘远利’，只有‘仁义’才是‘远利’，不要舍大取小。

这才是孟子符合易经‘趋利避害’的地方。

通过利他来达到利己，这是儒家的‘义’，而后世的朱熹看别人不明白，于是急了赶紧悄悄声补了一句‘不求利无不自利’。

如果说孔子定义了什么是‘仁’，那么孟子定义了什么是‘义’。

墨子牺牲自己，奉献他人的‘义’，非常地崇高非常的伟大，但大部分人做不到。而孟子的‘义’，才是兼顾‘利义’的中用之道。

易经的‘趋利避害’之道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只是后世儒者将‘义’和‘利’片面地对立起来。

因此章越给王安石上书孟子也讲‘利’。

王安石看章越之书心底大大认同，司马光抨击自己‘头会箕敛’，违反了‘孟子之志’。

王安石反击道：“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后来王安石又与曾公亮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汆，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孳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章越用易经‘趋利避害’，‘孟子‘言利’实质上的支持了王安石，也表明日后若他主政的【国事】上于此不变。

信在这里章越只写了一半，下面说了为何‘仁义’之不行。

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庄子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老子和庄子对儒家这一套‘仁义’都不感兴趣，甚至嗤之以鼻。

是老子庄子错了？还是孔子孟子错了？

说到做到不是一回事。你要达到‘仁义’的目的，不能用‘仁义’的名义来提倡。

否则越提倡‘仁义’，世道就越虚伪。提倡什么，什么就衰弱。你一用力就跑偏，‘着力即差’。

要实行‘仁义’，必须反者道之动也。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正是因其不仁，所以才仁万物。

所以人道要法天道，为政也要不‘仁’。这点上法家才是看得最透彻的那一个。

韩非子有言‘君之于民，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对君主而言老百姓的作用就是，君王有难，百姓就要为君王而死，若无事，百姓就要996干到死来奉养君王。

法家说话不好听，但是一针见血，句句都是大实话。

‘害生于恩，恩生于害’。怨恨都是生于恩惠之中，反之斯德哥尔摩症者大有人在。

严刑峻法之下，反生出感恩戴德之心。

所以治国当求‘仁义’，却不可一味以‘仁义’之道治国，必须辅以法家。

王安石看到这里时，纸张随之在春风微微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