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成型

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

高门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从家里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在此之前，均凭借门第而得中正高品。如傅畅，“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谢琰，“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拜著作郎”。王洽，“（王）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弱冠，历散骑、中书郎”。可考的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则更有发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

而州辟佐吏和举秀才则主要是中级士族与吴蜀士族的主要仕途。他们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谓地方“乡豪”的子弟。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这个在东汉和魏初颇受重视的入仕道路却降为低级士族与寒庶人士的仕途了。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统为准，门第高即获高品，此时只须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者也。（《晋书·刘毅传》、《晋书·王沉传》）

纵观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选举制度的变化，其中显然是贯串着皇权由盛而衰再盛的发展趋势，而世家大族势力则相反，其趋势是在东汉末世家大族衰落，同时新出门户开始兴盛，魏晋成为士族，到东晋时成为门阀士族而达顶峰，南朝也转衰而至隋唐。而选举制度也由东汉的重乡里评议、重孝廉才德到魏晋重家世门第、轻孝廉才德，而隋唐则又重才德――科举制（中间有曹氏政权初期短暂的抑门第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