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现代闽南人的始祖，大多是来自于此时期汉人大规模南迁入闽的中原人。ァ新ヤ⑧1中文網ωωω.χ⒏1zщ.còм

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于“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

如汉文帝时，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汉宣帝时，纳呼韩邪“保塞内附”；东汉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

凡此种种，皆为“容胡”措施，即使曹操将降附的匈奴分为五部；分别居于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势。

东汉末，政府与州郡为挽救战乱的颓势，乃以降服的胡人为兵，保卫疆土，如汉灵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黄巾。

魏晋政府亦继承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晋武帝以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刘渊为五部大都督。

五胡盘据中国北部，产生不少危机。

匈奴最早内徙，至汉末已散居山西(并州)一带；羯为匈奴别支，居于并州、污庭。

曹魏更将匈奴编入军队，增强战斗力。至于羌氐，早在汉时已叛服不常，为半耕半牧的民族，并保留酋长制。

惠帝末年，凉州、益州杨千万、齐万年之乱，便是由氐、羌人领导。诸族内徙中原，情况十分严重。

武帝时，郭钦指出“西北诸郡，皆为戎居”。惠帝时的江统亦强调关中百多万人口中，“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之众，人至万万。随时会引发变乱。

西晋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形势极不利。

故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徙胡族于塞外，并以汉人实边以绝胡患，武帝不纳。

惠帝元康元年，山阴令江统作《徙戎论》谓，若不立刻徙胡，晋室岌岌可危。亦不为惠帝接纳。

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既无法徙胡，即使要他们“各附本种，还其旧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议，成为一纸空文。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入，却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汉两族的矛盾；又以胡人为兵，这情况于八王之乱时更普遍，如王浚，司马腾用鲜卑人，成都王则用匈奴。

在用胡策略下，胡人尽知西晋国力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便起兵作乱。

内徙的胡人常受官吏压逼，《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数为小吏、黠人所侵夺”、“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

晋初仍对胡人大加赋役，于胡汉互市时，胡人常被侵渔；管治胡人的边吏，更对胡人大加杀戮，《晋书阮种传》载：“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陷利，妄加杀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

江统《徙戎论》指出：“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可知胡人久受汉人压逼，积怨甚深。有些胡族更“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向中央提供力役及赋税；有的被贩卖为佃客或奴隶，如山西太原，“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甚至到处贩卖，以充军资。

如石勒少年时，即曾被贩卖至山东。故胡人“与关中之人，尸皆为雠”。

永嘉之乱的爆发，可说是胡人反抗的高峰。

魏晋政治黑暗，士大夫虽身系国家要职，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谈，相率鄙弃政事俗务，以此为清高，如王戎、王衍、乐广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论世事，《晋书王衍传》谓：“(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以戮力匡天下，犹不至今日。”

一切政务尽交幕僚处理，形成胥吏政治，政局一片暮气。

士人缺乏气节亦是败亡关键，此与清谈强调出世有关，故当外族入侵，“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取者。”

世族如琅琊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河内山涛等，皆无报国之心。

钱穆《国史大纲》谓西晋由君主至世族皆无气节，如匈奴刘聪问晋怀帝为何有骨肉相残之事，怀帝说：“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

怀、愍二帝被俘，为偷生而愿为刘聪仆人。贵为三公的王衍，竟劝石勒称帝。

故钱穆评谓：“君臣男女，无廉耻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粗识大义。”

全国上下皆无气节，加上两重君臣观念，将相大臣因势变节，西晋岂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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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88章 永嘉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