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就是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难道是大王你想要的吗？”

“不，这不是寡人想要的。”冉闵果断地摇摇头。

王猛又道：“推崇人治，不是不可以富国强兵，但是局限性有限，除非是贤明的君主在位，不然国家想要强大绝无可能。如春秋时的齐桓公，战国时的齐威王，他们都是依靠人治来使得国家强大的，但是富不过三代，他们一死，国家就渐渐衰落了。”

“何以也？就是因为主张这种国策的国君薨了，而继位的国君又施行了另一种国策，故而这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反之，就是法治。人治与法治是相对的，最为鲜明的例子就是战国时的秦国！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使秦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濒临灭国边缘的西陲国，一跃成为了战国七雄，乃至于后来的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下，威振四海。”

“为何齐桓公薨后，齐国的霸业就没落了？但秦国却是在秦孝公、商鞅相继去世后，秦国却是愈加的强盛，甚至是长达百余年几代饶强盛？这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王猛掷地有声地道：“人治，人还在，政令就能继续推行下去。但是人死了，政令也将不复存在！而法治，则是人无论生死，国策不变的情况下，即便是出现了碌碌无为之君，国家也还能强盛下去！政令也还能继续推行下去！”

人治，即德治。

华夏古代德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主张，但实际上并没有哪个朝代使用单一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是并用的，不过区别的是各有侧重。

同时，也应看到，很多时候，德治和法治都服务于皇权。所以，实际上会表现出三种情况：

一、皇权至上，德法兼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这是典型的人治。这又分两种情况，君主推崇德治，那么身后多数能拿个仁宗、孝宗的庙号，而推崇法治的强势君主就复杂了，如秦始皇、隋炀帝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讨论。

二、法治为主，德治为辅。这种情况一般是君主较为弱势，相权或其它权势强于皇权，如曹操时期。

三、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一般是什么德宗、宁宗时期，皇帝或许儒弱，同样也有权臣。

华夏古代，虽儒治、法治方略是基于在人性前提，比如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企图依赖思想教育（德育）或法律惩罚（律法）来进行国家统治，但是最终强化的还是君权为核心的统治结构，君主变化了，治国方略就会有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