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向检察官指一指一张扶手椅，后者也只得亲自动手将椅子向前挪一挪；而伯爵却向后一靠，便坐到了他椅子里，在检察官进来时他原就是一只膝盖跪在上面的。这样的坐姿就形成伯爵面向客人，背对窗子，胳膊撑着桌子，而桌子上的地图就成了一时的谈话主题。这种谈话和在莫尔塞夫及唐格拉尔家大同小异，其发展趋势即使不是随环境，起码也是因人而变的。

“啊，您自称为哲学家，”维尔福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他趁这沉默的期间喘了一口气，像是一个摔跤手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哦，先生，真的，假如我也像您这样无所事事的话，我一定会去找一件更有趣的事来做的。”

“老实说，先生，”基督山答道，“如果把人放在一只日光显微镜下来研究一下的话，他实在只不过是一条丑陋的毛虫而已。您说我无所事事，真的，现在我也来问一句，那么您呢？您认为您是有所事事的吗？说得更明白一些，您以为您所做的一切够得上称为‘事吗’？”

第二次受到这位外国敌手如此猛烈的一击，维尔福加倍地惊讶。许久以来，这位检察官从没有被人用这种强有力的悖论冲撞过，或者说得准确些，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奇谈怪论。

检察官开始反击了。

“先生，”他说，“您是外国人，我想您本人也是这样说的。您的部分生活是在东方度过的，所以您知道，在那些野蛮的国度，野蛮人的司法是很简单的，但在我们的国度，它的每一个程序都缜密而严谨。”

“不，先生，恰恰相反。这一切我很清楚，因为我是专门研究各国法律的。我曾拿各国的刑事法来和自然法作比较。而我得说，先生，我常常发现原始部落法律，即报复法，是最符合上帝意志的法律。”

“假如采用了这条法律，先生，”检察官说道，“我们的法典就可以大大地简化了。倘若如此，那么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法官们就会没有多少事可做了。”

“这种情形或许会出现的，”基督山说道，“您知道，人类的发明创造从复杂趋向简单，而简单的总是完美的。”

“但目前，”法官又说道，“我们的法典却正处于全盛时期，它是根据茄立克族法国民族的一支。的风俗，罗马法律和法兰克族法国民族的一支。的惯例，从这一切相互向矛盾相触的条例中推断制定出来的。而那种种知识，想必您也同意这种说法，不经过长期的努力是无法获得的，要获得这种知识必须经过一番刻苦的研究，而且还必须经过有力的脑力劳动才能把它保存下来。”

“我同意这个看法，先生；不过，您所知道的有关法国法典的一切，我都知道，而且我不仅知道这部法典，还知道所有民族的法典；我对英国的、土耳其的、日本的、印度的法律与法国的法律同样熟悉；因此，我有理由说，相对而言（您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先生），相对于我所做的工作而言，您要做的很少很少；而相对于我所学得的一切而言，您还有不少东西可学哩。”

“您学这些知识目的何在呢？”维尔福惊奇地接着问道。

基督山笑了。

“嗯，先生，”他说道，“我看您尽管有智士美誉，但您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却仍抱有社会上那种唯物的和通俗的观点，始于人而终于人。也就是说，是人类观察事物时所能采取的最局限，最狭隘的一种观点。”

“先生，请您解释得再清楚一些，”维尔福说道，他愈来愈惊奇了，“我实在不十分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先生，由于把目光只放在各国的社会机构上，所以您所看到的只是那些机器在转动，而没有看到使它转动的那位了不起的工程师，我是说您周围所认识的，无非是那些由部长或国王颁发了委任状的大小官吏。而在这些挂名的官吏，部长和国王之上，却还有上帝派的人，上帝不是派他们来充填位子的，而是让他们来执行任务的，但他们却逃过了您那狭隘的目光。所以人类由于他们的器官衰弱和不完备而产生了缺点。多比亚斯基督教《经外书》中的人物。把那个恢复他视觉的天使看做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各国把那个受天命来毁灭他们的阿提拉与其他的征服者当做同类看待，因此为了让人们认识他们，承认他们，他们不得不宣布他们的使命。前者不得不说：‘我是主的天使。’而后者说：‘我是上帝惩恶的使者。’这样，他们两人的神性才能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