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您家的仆人也嘲笑他。什么名字啊，巴东男爵！”凯吕斯先生说。

“'名字有什么关系？’有一天他对我们说，”玛蒂尔德又说，“‘想想第一次通报布庸公爵时的情形吧：就我的情况而言，大家只是不大习惯罢了……’”

于连离开了沙发周围的人。他对轻松的嘲笑所具有的那种动人的微妙还不大敏感，他认为一句玩笑话必须合情合理，才能引人发笑。在这些年轻人的话里，他只看见一种诋毁一切的口吻，因此感到不快。他那外省人的或者英国式的故作正经甚至使他从中看到了嫉妒，这肯定是他错了。

“诺贝尔伯爵，”他心里说，“他写一封二十行的信给他的上校，竟打了三次草稿，他若是一生中能写森克莱尔那样的一页，肯定会感到很高兴的。”

于连无足轻重，不引人注意，接连走近好几个圈子；他远远地跟着巴东男爵，想听他说什么。这个颇具才情的人神色紧张不安，于连见他只是找到三、四句风趣的话之后，才略微恢复正常。于连觉得此类才智需要足够的空间。

巴东男爵不能说单字；为了出语惊人，他一张口至少得四个每句六行的长句。

“此人是在做论文，不是在聊天，”一个人在于连背后说。他转过身，听见有人说出夏尔维伯爵的名字，高兴得脸都红了。这是本世纪最精明的人。于连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和拿破仑口授的史料片断里经常看见他的名字。夏尔维伯爵说话简洁；他的俏皮话是闪电，准确，锐利，有时深刻。他如果谈一个问题，讨论立刻就会前进一步。他还提出事实，听他说话真是一冲乐趣。此外，在上，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者。

“我是独立的，”他对一位佩带二枚勋章而他显然不放在眼里的先生说，“为什么人们要我今天的意见和六个星期前一样呢？如果那样的话，我的意见就成了我的暴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