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tprintsinthejungle[1]

在马来亚没有比丹那美拉[2]更迷人的地方了。它靠着海，沙滩边缘是一带木麻黄树。政府依旧在荷兰人统治时建的市政厅办公，山上有灰色的堡垒遗迹，葡萄牙人曾以此对抗不服管制的土著。丹那美拉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商人迷宫般的宅院依海而建，等到傍晚暑气退去，他们就可坐在凉亭中享受海风；这样的家庭可能已经在这里住了三百年。很多人已经忘了自己的母语，互相用马来语和洋泾浜的英文交流。在马来联邦[3]，仅剩的记忆也大致随着刚刚故世的父辈湮灭了，活着的人只能依赖想象。

丹那美拉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中东[4]最繁忙的商埠，港口里千樯林立，那些快速帆船、中国式帆船依然会在通往中国的航线上乘风破浪。不过现在这个商埠已经死寂。它和所有曾经荣光的地方一样，留存着哀伤和浪漫的气息，活在业已消散的繁华记忆中。这是个倦意沉沉的小城，外人至此，渐渐褪去了本身带着的活力，不知不觉间会坠入当地人悠闲、慵懒的生活中去。几次橡胶业的蓬勃没有引发多少繁荣，反而它们的瓦解加速了小城的衰落。

欧洲人的区域非常安静。这里简洁、整齐、干净，来此定居的白人可能是政府职员或者公司的代理人，他们宽敞舒适的木屋掩映在高大的肉桂树下，都建在一个巨大的运动场周围。这个运动场不但面积广阔，而且草地被精心打理，绿得就像大教堂的院子。事实上，丹那美拉的这个角落的确静得隔绝尘嚣，像是到了坎特伯雷大教堂周围。

俱乐部面朝大海，是幢宽敞而破败的建筑，有种被人废弃的气息，进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个不速之客。它让你感觉这里其实已经停业了，为了改建或修缮，而你只是趁门没有关，鲁莽地进了一个不该进的地方。早上这里会有几个来办事的种植园主，喝上一杯甜味杜松子混调酒，再赶回园子去。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可以看到一两位女士在悄悄翻阅过期的《伦敦新闻画报》。夜幕降临，几个男人踱着步走进来，在台球室里找地方坐下，喝着苏卡斯酒[5]看别人打球。不过到了周三会热闹一些，楼上的大厅里会放起留声机，周围乡村的人都会来跳舞。有时候会有不下十二对舞伴，甚至可能凑起两桌桥牌。

就是在这样的周三我认识了卡特莱特夫妇。当时我住在一个叫盖兹的人家里，他是当地的警察局长。盖兹那天走进台球室，问我是否愿意凑一桌桥牌。卡特莱特夫妇是种植园主，周三会来丹那美拉是想让他们的女儿能难得高兴高兴。盖兹说，他们夫妇人都很好，低调、话不多，也很会打桥牌。我跟着盖兹进了牌室，见到了卡特莱特夫妇。他们已经坐好在牌桌边，卡特莱特太太在洗牌。看她老练的手法，我对这场牌局也颇为期待。她双手分别拿了一摞牌，灵巧地将牌角对插起来，一磕之后用一个干净而放松的手势将两摞牌洗在了一起。

这洗牌的技术已经接近戏法。喜欢打牌的人都知道没有持之以恒的练习是做不到这样完美的。我基本可以断定，能这样洗牌的人一定对打牌本身就极为热爱。

“你是否介意我和我丈夫搭档？”卡特莱特夫人问道。“否则我们一方赢了另一方的钱也没什么意思。”

“当然不介意。”

切牌之后我和盖兹坐下了。

卡特莱特夫人抽到了一张a，一边利落地发牌，一边跟盖兹聊着地方上的事情。不过我也意识到她在打量我。她看上去很精明，但也毫无恶意。

她大概五十多岁（不过在东方大家老得快，所以也不大说得准），头发扎得有些乱，总有一缕会从额前落下来，于是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不耐烦地往后撩那缕头发。你会疑惑为什么她不用一两个发卡，可以省去多少麻烦。她的蓝眼睛很大，但是颜色黯淡，透露着疲惫；脸色灰黄，而且都是皱纹；她脸上总像是有种尖刻的讽刺意味，虽然这种讽刺并非存心伤害谁；我后来发现这种表情主要是因为她嘴的样子。你看得出来这个女人很清楚自己的想法，而且不怕直抒己见。她打牌喜欢聊天（有些人对此深恶痛绝，但我倒不怎么介意，因为我想不出为什么大家在牌桌上要装得像是在追思会上一样），并且很快表现出有戏谑牌友的天赋。她的话的确犀利刻薄，但听着有趣，只有傻子才会觉得被冒犯。要是她哪句讽刺的话略显过头，你要调动自己全心的善意才会觉得它好玩，但你同时意识到，卡特莱特夫人也不会介意别人这样说她。要是你难得凭运气讲出一句高明的反驳，把讥诮之意全转回到她头上，那张薄唇大嘴会不露感情地笑笑，但眼睛却亮了起来。

我觉得她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我喜欢她的坦率、她的机敏反应，和她的其貌不扬。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在意自己外表的女子。不仅仅是头发凌乱，她全身上下都是不修边幅的。虽然穿着高领的丝绸长裙，但她为了凉快解开了最上面的几个扣子，露出了消瘦、干瘪的脖子。裙子上也不干净；因为她抽烟无数，所以盖得自己满身的烟灰。她有次跟人说话稍稍站起来了一会儿，我就看到蓝色的裙子不仅需要好好刷一下，而且裙摆处都已经破损了，底下那双平跟靴子也很厚实。但这些都不要紧，因为认识她之后，这些打扮一点也不突兀。

和她打牌也很愉快。她出牌迅速，从不犹豫，不仅懂牌，而且牌风潇洒。盖兹的打法她自然清楚，可跟我是初次交手，她也很快吃准了我的牌路。她和她丈夫之间的配合叫人不得不佩服；他是个稳当但谨慎的牌手，但卡特莱特夫人对丈夫非常了解，所以能打出一些大胆却又笃定，精彩却又安全的牌来。盖兹打牌建立在一种愚蠢的乐观上，那就是他期待着对手抓不住他的昏招。我们两人自然不是对手。输了一盘又一盘之后，我和盖兹也无奈地只能微笑，装出乐在其中的样子。

“我也弄不懂今天的牌是怎么回事，”到最后盖兹哀叹道，“就算所有牌都到了我们手上还是输。”

“那肯定跟你们怎么打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啦，”卡特莱特夫人回应道，一双蓝眼睛正对着盖兹，“简单得很，一定都是运气不好。不过呢，要是刚才你没把红心和方片弄混，应该还能救得回来。”

盖兹开始长篇大论，解释这个让我们付出惨重代价的不幸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不过卡特莱特夫人早已娴熟地把牌铺成一个大圆圈，等我们切牌。卡特莱特先生看了眼时间。

“亲爱的，这局之后不能再打了。”他说。

“不能了吗？”她瞄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喊住了一个正从牌室里穿过的年轻人，跟他说：“哦，布伦先生，要是你上楼的话，告诉奥利芙我们还有几分钟就走了。”然后她转过来对我说：“我们回种植园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可怜的西奥明天天一亮就得起来。”

“我们反正一个星期也就来一次，”卡特莱特先生说，“只有周三奥利芙才有机会无拘无束地高兴一回。”

卡特莱特先生在我看起来岁数不小了，神色疲惫。他中等身高，秃顶，脑门油光光的，灰白的短胡须，戴一副金框眼镜。身上是白色的帆布西服，配一根黑白相间的领带。他的穿戴都很整洁，相比于邋遢的妻子，显然他对自己的仪表要用心得多。他不太说话，但喜欢自己妻子尖刻的幽默感，有的回应还颇为巧妙。这对夫妻很明显又是好朋友，他们几乎都快过了中年，一定共同生活了很久，还能有如此坚实和宽厚的情谊，看在眼里确实让人愉快。

这一盘只要两局就能打完，我们刚点了最后一轮红杜松子酒，奥利芙下来了。

“真要现在就走了吗，老妈？”她问道。

卡特莱特夫人用宠爱的目光看着女儿。

“是啊，亲爱的。已经快八点半了。等到我们吃上晚饭可能要十点之后了。”

“让晚饭见鬼去。”奥利芙活泼地说道。

“我们走之前让她再去跳支舞吧。”卡特莱特先生建议道。

“一支都不行。必须让你晚上好好休息。”

卡特莱特先生微笑地看着奥利芙。

“要是你母亲定下了主意，亲爱的，我们最好还是投降，不要抵抗了。”

“我母亲可是一位坚定的女人。”奥利芙说着，疼爱地抚了抚母亲满是皱纹的脸颊。

卡特莱特夫人拍了拍女儿的手，亲了一下。

奥利芙并不算漂亮，但长得极为温柔可人。我猜她不过十九、二十岁，依然还有那个年纪胖乎乎的样子，到时会瘦下来，就会更好看了。母亲的长相有性格是因为那股坚定，她并没有；她更像父亲，黑色的眼睛，略带些鹰钩鼻，还有那副老好人的气质。很明显她身体很好，脸色红润，眼睛也明亮，她的这份活力父亲早就丢失了。她似乎是一个最常见到的英国姑娘，兴致很高，总想着做些能让自己高兴的事情，脾气也非常好。

和他们分开之后，盖兹和我准备散步回他的家。

“你觉得卡特莱特一家如何？”他问我。

“我喜欢他们。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一定很受欢迎。”

“我只希望他们能来得更勤些，这一家人的生活太平静了。”

“对于那姑娘来说一定很无趣，她的父母有彼此陪伴似乎已经满足了。”

“是啊，他们很美满。”

“奥利芙完全跟她父亲是一个模子刻的，你不觉得吗？”

盖兹扫了我一眼。

“卡特莱特不是她的父亲。卡特莱特夫人嫁给他的时候是个寡妇。奥利芙是她父亲死后四个月出生的。”

“啊！”

我发出的这一声里，已经把我能放进去的惊讶、兴趣和好奇全都放进去了。但盖兹没有接话，余下的路我们是沉默着走完的。仆人等在门口，进屋之后我们又喝了杯苦金酒[6]，然后坐下吃晚餐。

一开始盖兹很愿意聊天。因为橡胶产量被限制，走私犯活跃起来，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用智谋不让他们得逞。那一天他抓到了两艘中国式帆船，志得意满地搓着手。仓库里塞满了缴获来的橡胶，到时会很庄严地焚毁。不过他很快陷入到沉默中，晚餐吃完的时候已经一言不发。仆人把咖啡和白兰地端了进来，我们点上了方头雪茄烟。盖兹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又看看他的白兰地。仆人们都出去了，屋里只剩我们两个。

“我认识卡特莱特夫人超过二十年了，”他缓缓地说，“当年她长得可一点不丑。邋遢是有些邋遢，但这一点年轻的时候似乎没那么要紧，甚至还很有魅力。她嫁给了一个叫布朗森的男人。雷吉·布朗森。他是个种植园主，园子在塞兰坦；我当时被派在阿罗利匹斯，那个地方当时人比现在少得多，整个小镇可能连二十个英国人没有，但有个小俱乐部倒很有意思，我们那时玩得都非常高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布朗森夫人的情形，好像就在昨天。那时候没有汽车，她和她丈夫都是骑自行车来的。当然那时候她不像现在看上去那么坚韧了，要瘦得多，面色很好，眼睛很美——你知道吗，那时她眼睛是蓝色的——而且有茂密的深色头发。要是她仔细收拾一下的话，大概是个绝色美人。不过就算那样她也是当地最好看的女子了。”

我试图从卡特莱特夫人——也就是那时的布朗森夫人——现在的样子，再配上盖兹不很生动的描述，在头脑中勾勒出她当时的模样。透过牌桌边那个结实的女子，那丰满的身材和不太灵活的坐姿，我试图想象一个纤纤弱质的女孩子，走路轻盈，举头投足都优雅、轻松。她的下颚现在露出了棱角，鼻子也嫌硬气，但年轻时的圆润应该把这些缺陷都裹起来了：她当年白里透粉的皮肤，茂密的棕色头发草率地凌乱着，一定迷人极了。那时候她大概穿一条束腰的长裙，戴阔边花式女帽。或许当时在马来亚，女士就像旧画报里那样，戴的依然是那种遮阳帽？

“我来这儿之前，离上一回见她也有——啊，快二十年了，”盖兹继续说道，“我知道她在马来联邦，可到这儿上任的时候，没想到就在俱乐部见到了她，跟很多年前在塞兰坦一样。当然她现在岁数也大了，变得几乎快认不出来。看到她有一个成年的女儿还是难以置信，也让我意识到时间过得多快，上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现在，哪敢想啊，还有两三年就要到岁数必须退休了。有点没劲，是不是？”

盖兹丑陋的脸上是哀伤的微笑，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些许愤怒，就好像本该由我阻拦岁月匆匆的脚步一般。

“我不是也一把年纪了么。”我回答道。

“你没有一辈子住在东方。这里让人老得快，五十岁就算进入老年，到了五十五已经是一堆废料，什么用都没有了。”

我怕盖兹聊着聊着成了关于变老的专题演说。

“你重新见到卡特莱特夫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她来？”我问。

“怎么说呢，算认出也算没认出。第一眼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我见过，只是一下子想不起来。我觉得可能是放假的时候在船上有过几面之缘。但她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她眼睛里那种不动感情的一闪，和她清脆的嗓音，都在我的记忆里。她的声音里似乎有这样一层意思：你可有些蠢啊，小伙儿，但你人不坏，我可打心眼里喜欢你。”

“光从声音里能听出这么多话？”我微笑道。

“在俱乐部里，她朝我走过来跟我握手。‘你好啊，盖兹少校？还记得我吗？’她问。

“‘当然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