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海道：“咱们先不谈折衷的办法，我只想问问，沈市长，或者说整个金塘市政府，有没有治理污染的打算？”

“当然有。”沈传明答道。环保也是国家政策要求，作为一个地方官，他怎么敢说没有环保的要求呢？事实上，任何一个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在地方官的工作报告里，也都是要反复强调环保问题的，说不说是态度问题，能不能做到，那就可以呵呵了。

“既然有，那就好办了。”秦海说道，“事实上，像鑫源化工这样的企业，并不是没有能力控制排污，我请金南化工厂的禹惠国科长做过测算，给鑫源化工的生产设备加装一套过滤设备，一次性投资不过是100万元左右，每年的运行费用也就是30万到50万，取决于它的产量。这样的成本，它是完全能够承受得起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决心。”

“政府方面是有决心的。”沈传明道，“但秦总你是知道的，当初我们把这些企业家请到金塘来，都是有承诺的，如果朝令夕改，只怕会失信于人啊。”

沈传明说的承诺，当然不是承诺说对方可以随便排放，而是说政府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各种便利。但作为一种潜规则，容忍企业在排污、劳保、税收等方面的一些猫腻，也被认为是“便利”的一个部分，这是要包括在政府承诺之内的。换句话说，人家到金塘来投资，就是看中了金塘在这方面管得不严，能够让他们赚到更多的利润。如果金塘突然翻脸，要严格要求了，这就算是失信了。

秦海知道沈传明的意思，他也没有去纠缠于沈传明的措词，毕竟挑这种毛病是没什么意思的。与从前的秦海相比，今天的秦海对于如何与政府打交道已经有了更多的经验，他知道要达到一些目的，就必须体谅对方的难处，一味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是无益于解决问题的。

“沈市长，你们的难处我能理解。”秦海说道，“在从前，金塘的经济状况非常紧张，那个时候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在一定程度内放松对企业的环保要求，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应当的。不过，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在复苏，金塘的经济状况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还延续过去的先发展再治理的思路，就有些落伍了，你说是不是？”

“这一点我承认。”沈传明道，“不过，我们要改变政策，也总得有一个由头吧？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过硬的理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