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名，周士相是秀才出身，顾炎武也只是捐科的监生，二人倒也谈不上谁高谁低。论思想和学术，周士相自是比不得顾炎武，但论见识，却又强出其无数倍。顾炎武十数年来总结出“九弊”，周士相却早已经着手落实。虽其中有些手段过于强硬，暴力，是良药，可也是猛药，纠枉过正。但如今之天下，不用猛药能行？正如周士相所说，广东乡试后很多中举的读书人不愿入大学堂学习，只想立即去做官，这能行？确实，千年以来，科举也出过不少良臣能吏，可比例实在是少，于其让他们连理事的才能都没有，不如改革科举，使中举者确能为国家治民。

大浪淘沙，不愿留下来的俱成灰土，留下来的才有可能成为金子。顾炎武相信，只要周士相在，只要太平军在，用不了多少年，他提倡了那么多年，却始终处于空谈之中的革弊会一一实现。顾炎武自己是读书人，他不怕死，但他很清楚，这世上怕死的读书人远比不怕死的更多，愿意为自身前程接受新事物的读书人也肯定比保守的要多。寒窗苦读，只为一朝中举，光宗耀祖，可不是真为了什么继承先贤。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这话听着激昂，可事实上读书人又有几个真是为这宏大志向去读书的呢？

对于“钱弊”，周士相的猛药自然是“粮票”制了。

顾炎武认为流通金银多入商贾之手，汉唐之时国家货币非以金银为主，实以米帛实物为主，如此才使国家富强。至宋代开始专用金铜，结果国家越发积弱。当年秦国无金属流通，结果却吞六国，由此可见金银的大量流通对于国家并非好事。

现在，大明朝也极度缺乏粮食，金银之物却是许多，结果就导致有钱不一定能买到粮食或需要的东西。崇祯年间的流民之乱证明了钱弊。大量的金银在商贾富人手中，致使朝廷无有钱财赈灾、安置灾民，甚至连军饷都发不出。有钱发下去，**的官员又是层层漂没，到了百姓和当兵的手中少得可怜。结果就这少得可怜的钱也买不到救命的粮食，这人，不反也得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