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周秋萍是被大米粥和馒头的香气催醒的。

车厢里的人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连毯子都被他们叠成了豆腐块。乍一看，还以为是军营。

大家正在吃早饭,余成伸手一指：“那边可以洗脸刷牙。”

周秋萍没跟他们客气，赶紧拿着自己的牙刷和毛巾去了洗手间。

4人间是普通软卧，洗手间不配备热水。好在刚入秋的水没有冰凉刺骨，洗把脸反而十分清爽。

她收拾干净自己，又谢了余成递给她的搪瓷缸，缸子里装的是大米粥，粥面还有一小块豆腐乳。倒扣的盖子上则放了个宣软的大馒头，散发着清甜的麦香。

卢振军看她喝了几口粥，开始啃馒头的时候，才发话：“再过一站就到海城了,我们还有点事先走一步。后面余成同志陪你一块过去。”

周秋萍略有些失望，面上却不显，反而笑眯眯地道谢：“那太好了，由解放军同志陪同，那就是定海神针。”

卢振军笑了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递给她：“这是我的电话，你要有什么事可以打这个。”

周秋萍也赶紧报出一串号码：“这是我住的地方的公用电话,有电话过来,阿姨会喊的。”

卢振军点头：“那就好！”

直到他下车,他也没说是否同意跟自己合作。

想想也是，公家人不比个体户灵活,不管做什么决定，都得组织同意。

不过周秋萍有信心。所谓90年代三大耻，归根结底不就是80年代军费缺乏，军队建设碰到了严重的困难所造成的吗？

倒卖国库券再不好,也总比强买强卖，非法走私来的强。

古文涛倒是好奇：“我有一事想不明白。既然各地银行都有销售国库券的任务，而出售价格又不一样。那他们为什么不内部调整，卖不出去的地方直接调货给好卖的地方？难道银行的人都是傻子吗？”

不可能，各行各业都有精英。

周秋萍笑道：“我推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看出来的懒得折腾。反正银行是铁饭碗，每天安分守己的上下派，也不会少一分钱。另一个可能是看出来的人，看破不说破，自己趁机挣钱。如果他们捅破了这个秘密，那不是毁了自己的外快吗？”

古文涛叹气：“人人为己不为公，会出乱子的。”

周秋萍可不敢接他的话，只好笑笑。

偌大的软卧车厢只剩下两个人。余成问列车员借了针线，将双肩包的破洞缝补好。

周秋萍感觉人家的针线活比自己还麻利，索性不插手，干脆捧着单词继续背。

途中，余成好几次抬头看她，想问她一个倒卖国库券的个体户怎么还学英语？因为觉得不礼貌，所以最终没开口说这事儿，反而表扬她：“你真是位勇敢善良的女同志，昨晚要不是你，那小偷就跑了。”

想到这位女同志为了抓小偷，居然连自己装了巨额财产的包都能丢出去，她真是位人格高尚的女同志。

周秋萍汗颜，直接否认：“我是吓到了，我没想那么多。”

余成笑了笑，认为对方是谦虚。

其实他本来不太喜欢个体户，因为这些人做买卖玩滑头，经常以次充好，还制假卖假，所以说为了挣钱毫无下限。

但面前这位女同志让他刮目相看，从她身上他得出了个结论想挣钱的人不一定就是道德败坏，人家也能凭借双手和大脑干干净净的挣钱。

周秋萍又没办法去扭转对方的错误认知，解放军同志一说昨晚的事，她倒想起来件大事，就是昨天那位老太太的孙女儿。

“我听说海城的确有大夫能治白血病，而且真治好了。”

余成难以置信：“白血病还能治？”

80年代的中国人民对白血病一点也不陌生。因为《血疑》里的幸子就是得白血病死的呀。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对日本技术十分尊崇，方方面面都在学习。连日本人都看不好的白血病，国内能治疗？

周秋萍肯定地点头：“能治，我们国家已经能治了。”

她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上辈子香港回归那一年，她去海城批货时，带儿子去医院看病。有个刚考上大学的小孩和父母一道来医院给医生送锦旗。说感谢大夫10年前救了他的命。从那以后，他就打定主意将来也当医生。现在考上了海城的医科大学，也算是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周秋萍当时听了就感觉特别稀奇，因为她也以为白血病是不治之症啊，所以她还多打听了两句。那个孩子家长很肯定地告诉她，有的白血病能治的。1987年有好几个孩子跟他们儿子一样的情况，都治好了。

这事周秋萍的印象实在太深刻。昨晚她被小偷吓坏了，就没想到这茬。今天想起来了，她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张张嘴的事，说不定就能救一个孩子的命，她怎么能当没这回事呢？

余成听的也心里火热。大人天然有帮助保护孩子的义务，何况他还是人民子弟兵。

他立刻站起身，又确定了一句：“是王教授对吧？我去跟他们说。”

周秋萍却背起包：“我跟你一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