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此生与你,江湖相逢(1 / 2)
作品:《莫若相逢于江湖》韦小宝这小家伙
金庸
一
人的性格很复杂。
平常所说的人性、民族性、阶级性、好人、坏人等等,都是极笼统的说法。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禀受同样遗传,在同样的环境中成长,即使在小之时,性格已有极大分别。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经验。
我个人的看法,小说主要是写人物,写感情,故事与环境只是表现人物与感情的手段,感情较有共同性,欢乐、悲哀、愤怒、惆怅、爱恋、憎恨等等,虽然强度、深度、层次、转换千变万化,但古今中外,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人的性格却每个人都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个性。
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他们深挚与热烈的爱情区别并不大,然而罗密欧、梁山伯、贾宝玉三个人之间,朱丽叶、祝英台、林黛玉三个人之间,性格上的差异简直千言万语也说不完。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和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
因为戏剧和小说中人物并不相同,所以,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不相同。作者的风格,是作者个性的一部分。
二
小说反映作者的个性与想象。有些作者以写自己的经验为主,包括对旁人的观察;有些以写自己的想象为主,但也终有一些直接与间接的经验。武侠小说主要依赖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却总与经验与观察有关。
诗人与音乐家中有很多神童,他们主要抒写自己的感情,不一定需要经历与观察。小说家与画家通常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当然,像屈原、杜甫那样感情深厚、内容丰富的诗篇,神童是决计写不出的。
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与他自己有关,或者,写的是他最熟悉的事物。到了后期,生活的经历复杂了,小说的内容也会复杂起来。
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我小时候在故乡听熟了的传说——乾隆皇帝是汉人的儿子。陈家洛这样的性格,知识分子中很多。杭州与海宁是我的故乡。《鹿鼎记》是我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写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宫、朝廷、荒岛、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半个。扬州我从来没有到过。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
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
三
中国人在极艰苦的生存竞争中挣扎下来,至今仍保持着充分活力,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当然是有重大原因的。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来看,大概主要是我们最善于适应环境。
最善于适应环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遗憾得很,高尚的人在生存、在竞争中往往是失败的。
中国历史上充满高尚者被卑鄙者杀害的记载,这使人读来很不愉快。然而事实是这样,尽管写历史的人早已将胜利者尽可能写得不怎么卑鄙。历史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是好人得到最后胜利。
宋高宗与秦桧杀了岳飞,而不是岳飞杀了秦桧。有些大人物很了不起,但他们取得胜利的手法却不怎么高尚。例如,唐太宗杀了哥哥、弟弟而取得帝位,虽然,他的哥哥、弟弟不见得比他更高尚。
其他国家的历史其实也差不多。英国、俄国、法国等不用说了。在美国,印第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国白人要高多少。
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说,凡是有利于本国民族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但人类一致公认的公义和是非毕竟还是有的。
值得安慰的是,人类在进步,政治斗争的手段越来越文明,卑鄙的程度总体来说是在减小。大众传播媒介在发挥集体的道德制裁作用。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今日的人类远比过去高尚,不那么残忍,不那么不择手段。
四
道德是文明的产物,野蛮人之间没有道德。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宫亦是最不证明道德的地方。在教养上,他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为了求生存和取得胜利,对于他是没有什么不可做的,偷抢拐骗,吹牛拍马,什么都干。做这些坏事,做来心安理得之极。吃人部落中的蛮人,绝不会以为吃人肉有什么不该。
韦小宝不识字,孔子与孟子所教导的道德,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然而孔孟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或者,孔子与孟子是归纳与提炼了中国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系统地说了出来。韦小宝生活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即使是市井和皇宫中的野蛮人,他也要交朋友,自然而然会接受中国社会中所公认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天地会后,接受了中国江湖人物的道德观念。不过这些道德规范与士大夫、读书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违反。江湖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忽视。
中国社会中另一项普遍受重视的是情,人情的情。
五
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
统治者讲究“原则”。“忠”是服从和爱戴统治者的原则;“孝”是确定家长权威的原则。“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法”是执行统治者所定规律的原则。对于统治阶层,忠孝礼法的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是国家的化身,“忠君”与“爱国”之间可以画上等号。
“孝”本来是敬爱父母的天性,但统治者过分重视提倡,使之成为固定社会秩序的权威象征,在自然之爱上,附加了许多僵硬的规条。“孝道”与“礼法”结合,变成敬畏多于爱慕。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母爱的甚多而写父爱的极少。称自己父亲为“家严”,称母亲为“家慈”,甚至正式称呼中,也确定父严母慈是应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写出《背影》,我们才有一篇描述父爱的动人作品。“忠孝”两字并称之后,“孝”的德行被统治者过分强调,被剥夺了其中若干可亲的成分。汉朝以“孝”与“廉”两种德行选拔人才,直到清末,举人仍被称为“孝廉”。
在民间的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忍受,甚至于,“无法无天”,是蔑视权威与规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汉的含义。但“无情无义”绝对没有,被摒绝于社会之外。
甚至于,“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法”是政治规律,“天”是自然规律,“无法无天”是不遵守政治规律与自然规律;“无赖无耻”是不遵守社会规律。
但在中国社会中,“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
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
六
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对教条,最重视实际的。所谓“圣之时者也”就是善于适应环境,不拘泥教条的圣人。孔子是充分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伟大人物。
孔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对待别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团体(家庭、乡里、邦里)中的和谐与团结,“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义”。那是一切行动以“合理”为目标,合理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对得住自己容易,要旨是不能对不起别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
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两大支柱。所以“朋友”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并列,是“五伦”之一,是五大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西方社会、波斯、印度社会并没有将朋友的关系提到这样高的地位,他们更重视的是宗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讲爱,在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不利,历久而常胜。
七
中国的古典小说基本上是反教条、反权威的。《红楼梦》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父母之命的婚姻,颂扬自由恋爱,是对当时正统思想的叛逆。《水浒传》中的英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虽然最后招安,但整部书写的是杀官造反,反抗朝廷。《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反抗玉皇大帝。《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题是“义气”,而不是“正统”。
《封神榜》作为小说并不重要,但对民间的思想风俗影响极大,写的是武王伐纣,“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最精彩部分是写哪吒反抗父亲的权威。《金瓶梅》描写人性中的丑恶(孙述宇先生精辟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画人性的基本贪、嗔、痴三毒),与“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统思想相反。《三侠五义》中最精彩的人物是反抗朝廷时期的白玉堂,而不是为官府服务的御猫展昭。
武侠小说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武侠小说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是中国大众所普遍同意的。武侠小说又称侠义小说。“侠”是对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视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并不是中国人意义中的“侠”。“义”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具有牺牲自己的含义。“武”则是以暴力来反抗不正义的暴力。中国人向来喜欢小说中重视义气的人物。在正史上,关羽的品格、才能与诸葛亮相差极远,然而在民间,关羽是到处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诸葛亮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人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浒传》中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残忍,破坏一切规范,那不要紧,他们讲义气,所以是英雄。许多评论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只是一个猥琐小吏,为什么众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为领袖?
其实理由很简单,宋江讲义气。
“义气”在中国人道德观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反起义,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的反叛性很强。打僧谤佛,咒道骂尼,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不太重视宗教。偷窃、抢劫、谋杀、通奸等罪行,中国民间对之憎厌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国社会之强烈。但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绝对不可以。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要作用;“人情”对消除内部矛盾,缓和内部冲突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