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而真实的历史小说(1 / 1)
作品:《莫若相逢于江湖》——读《张居正传》
金庸
我读连载小说,尤其是故事性强的中国古典传统体裁的连载小说,常常是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熊召政先生的近作《张居正》就是其中之一。这部篇幅巨大的历史小说,是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简体字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内地同时出版,香港出版时改为《张居正传》)。由于我和这家出版社的历史关系,我有了一点小小的“特权”,当《张居正》还没有在市上出售之时,我已经可以先拿到手,津津有味地开始阅读了。我享受任何“特权”有一个原则,那是:“这项特权绝不可妨碍、侵犯到任何别人的利益。”先读《张居正》,并不会使得这部书在市面上脱销,不会使得任何一位读者暂买不到,因而剥夺了他先睹为快的乐趣。如果任何特权违反了这个原则,我就绝不使用,因为那是张居正所坚决反对,毕生努力对付的“豪强作风”“恶霸行为”,我自己也是十分鄙视的。几年前,有位朋友在报上的小专栏中表扬我一件小事:我们二人去参观香港的书籍展览会,排队入场的人数很多,我们排了很久还是轮不到。我就说不排了,过一两天人少了些时再来。那位朋友问我为什么不使用“特权”,因为我是参展的出版社的主人,有“特权”可以不必排队,我说如果我不排队而先进去,就使得有一位读者不公平地被挤在外面,妨碍到别人的特权是不能用的。这是件非常小的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也不能算是什么好事,但我觉得,这种“公正”“反特权”观念,应当用在社会的任何方面。张居正“施政”实际上就是“居其正”三字。
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是小说。历史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而其内容大体上不脱离历史。既然是小说,就应当有生动而紧张的故事情节,有丰富的人物,既有性格,又有内心生活,有他个性中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有他的困难,他的坚强与软弱,他的迫不得已。
所谓大体上不脱离历史,不但物质生活不能违反历史规限,精神上与观念上也不能违反。历史小说虽说可以三虚七实,但这三虚也不能虚得过分。法国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时代是法国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的朝代,武士可以用火枪,但不能用新式手枪,中国的历史小说,张居正不能用打火机来点香烟,家里不能开空调,他虽注重法治、公道、反对大地主逃税,但不能有马克思主义。
熊先生是英山人,和张居正是湖北同乡。这部历史小说中对明万历年间的官制、社会生活等考证得很详细,我阅读时自愧不如,又很佩服,我相信他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的工作。和他会面时,我曾向熊先生讨教关于李自成杀戮起义同伴的史实,以作为我修改《碧血剑》的根据。我自己对明史是有兴趣的,在我那篇《袁崇焕评传》中,我对张居正有很高的评价,我这样写:“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粲然可观,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钦慕向往……”我引述万历十五年时中国的重大成就,其中很大部分是张居正的功劳。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地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历史小说有“古为今用”的作用,但不能以“古为今用”作为目标而写小说,那有可能会牵强附会,勉强影射的作用。在文学上,“主题先行”的作风从来是不会成功的。要写主题,就清楚明了,直截了当地写一篇政治论文。
我欣赏《张居正》,因为作者选择张居正这样一个“实事求是”不顾个人成败,决心为了国家,反对特权,打击豪强,坚持制度与法治的人物,来抒写他的真实遭遇和感情,并不勉强将他推入现实的框子里,影射现实,反映现实。只能用现实人物来反映现实,古人就是古人,真实地抒写古人,就是很好的历史小说。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〇三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