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访问

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曾有机会多次接触，聆听过他的许多高见，但常为时间或场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涉及，或因谈得不畅而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我改变办法，事先将问题书面寄给查先生，请他专门接受一次采访，终于在1995年3月3日下午实现了这个愿望。近日稍加整理，并请查良镛先生审阅改定。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方式中进行的。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记得不好。下面是我的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

答：我祖父是清朝进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学。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齐国崔杼杀了庄公，齐太史就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

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又被杀。到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庄公”。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东汉、宋朝、明末都发生过学生运动，就看引导的方向如何。我在香港大学演讲，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