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立在那里的两根柱子标示出国境线。

孤寂、沉默而又威严的柱子，象征着两个国家。

一根柱子，很光滑很直溜，柱面上漆了黑白相间的线条。

这根柱子的顶上，钉着一只独头鹰。

它大张着双翅，好像正要用利爪去抓挠那根漆着线条的界标；它伸着那专挑腐肉的钩嘴，眼睛凶狠地瞪着对面的铁牌。

对面六步以外的是另一根柱子。

这是根巨大的橡木柱，柱顶上的铁牌上铸着锤子与镰刀的图案。

虽说这两根界标很近地立在这平原上，但是一条很大的鸿沟却横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你要跨过这六步之遥的距离是有着生命的危险的。

这就是国境！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些沉默而又威严的哨兵，头顶铸有伟大的劳动标记的铁牌，像一条钢铁锁链，南起黑海、北至北冰洋，绵延了数千公里。

苏维埃、乌克兰与波兰的国境线，便是那一个钉着老鹰的柱子。

大森林里的小镇别列兹多夫，离国境有十公里。

对面，正好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

这两镇之间，就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国境界标的长链跨过积雪覆盖的平原，穿越森林的空地，跃进幽深的峡谷，紧接着又爬上去，耸立在山岗上，然后到达河边，自高高的河岸上关注着异国的冰天雪地……一个高大的红军战士，头戴一顶英武的尖顶军帽，走过那带着锤子与镰刀的界标，有力地迈着步子，开始巡逻了……天特别冷。

他毡靴下面的雪在咯吱咯吱地响着……他身穿灰陆军大衣，佩戴着绿色领章，外面又披了一件高领的羊皮大外套，一直到脚踝处。

他头上戴着暖和的呢子军帽，手上戴着羊皮手套。

他肩背步枪，将自己卷的马合烟抽得津津有味，在巡逻线上来回走着。

那长长的皮外套不断地刮着地上深深的积雪……在平原上，苏维埃国境哨兵每两人间隔一公里，彼此能看见。

而波兰那边的间隔是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顺着他自己的巡逻线朝红军哨兵迎面走来。

他穿着粗质的军靴、灰绿军服，外面是一件缀着两排亮钮扣的黑外套，头戴四角军帽，上面有个白鹰标记。

另外肩上和领章上也都有这种标记。

但这些鹰并不能让哨兵感到暖和。

凛冽刺骨的寒冷已经逼进了他的骨头里去了。

他走着，两只脚互相踢着脚后跟，两只手搓着两只冻麻了的耳朵。

他那戴了一副薄手套的双手，早被冻僵了。

他走着，几乎不敢停下半分钟，如果一站住，寒冷会立刻冻住他的关节。

他只好来来回回不停地走着，偶尔还小跑一阵。

这时，两国的哨兵碰头了，其中的波兰哨兵转过身来，在他那面与红军并行朝前走起来了。

国境上严禁交谈。

可是，在这荒原一公里以内，再没有人影了，谁也不知道他俩到底是在默不出声地走，还是在违背着国境规定。

那波兰兵特别想抽烟，可却把火柴丢在军营里了。

而迎面的风好像有意地把红军的马合烟香味儿吹向他。

他不再搓耳朵了。

他回头望望——说不定会有一个班长或中尉领着一个骑兵巡逻队突然间从小山后出现来查哨的。

这会儿四周空无一人。

雪在阳光下闪出刺眼的白光，天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波兰兵最先破坏了国际公法。

他把一支上着扁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挎到了肩上，那冻僵了的手指头在外套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一包廉价的烟卷来。

他用波兰话说：“同志，给根火柴使吧。”

红军哨兵听到了波兰人的声音，但他清楚国境军令，而且也不懂波兰话，所以继续朝前走自己的路。

“布尔什维克同志，麻烦扔给我一盒火柴，点根烟。”

波兰人又请求道，这回用了俄语。

红军仔细看看他，心中琢磨：“看样子，他都被冻透了。虽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士兵，可过得也够惨的！这么冷的天儿，只穿一件薄外套，冻得都跟兔子差不多了，不抽口烟哪行啊。”

想到这儿，红军头也不回地扔了一盒火柴过去。

那波兰人接住了火柴，划了好几根，才点着了烟。

那盒火柴又被以同样的方法扔回来。

红军哨兵无意地也破坏了公法，对他说：“你用吧，我还有。”

但，从那边又传来这样的回话：“不了，谢谢你，我留这一小盒火柴，就会蹲上两年大牢。”

红军看着火柴盒。

上面印着一架飞机，代替螺旋桨的是一只力拳，盒上还印有这样的字：“最后通牒”。

“咳，他说得对。这留给他太不合适了。”

他自言自语。

那个波兰兵继续和红军哨兵并肩前行。也难怪，在这荒无人烟的平原上，他独自一人非常孤单。

马鞍有节奏地响着，马步轻快而又平稳。

黑儿马鼻孔四周的毛须上挂着一层白霜，它呼出的白色水汽，不断地消失着。

营长骑的那匹花骡马十分神气，边走边弯过细脖子，玩弄辔头。

两个马上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红方块。

营长加弗里洛夫带着绿色的领章，而他同伴的则是红的。

加弗里洛夫是边防军人。由他指挥的一营哨兵，分布在七十多公里长的防线上。在这儿，他是当家人。

他那同伴是民兵大队的政委柯察金，他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

夜里刚刚下过雪。

雪原上洁白而松软，没有什么印痕。

两个骑马的人走出林间窄路，来到旷野之上。

马在小跑前行。

侧面四十步之外，又出现一对界标。

“吁——停下！”

加弗里洛夫勒住马。

保尔也把马头调过来，想问问停下来的原因。

他看到加弗里洛夫自马鞍上俯下身去，正细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印迹呢。

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留下的，它走的时候，故意用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并且还兜了许多圈子，让人无法寻找它。

但营长察看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另外一些已经被雪盖上的印迹。

这里曾有人走过。

脚印不乱，一直朝树林里去了，而且肯定是从波兰那边过来的人踩的。

于是营长驱马上前，沿着那行脚印，到哨兵线上。

在波兰那边，脚印在十几步开外还能看得清楚。

“夜里有人越境了。”

营长小声推测。

“这回又穿过了第三排的防区，可是早晨的报告上，却一个字也没提。这些鬼东西！”

加弗里洛夫的小胡子本就已花白了，又加上结了白霜，便像银的了。

两撇银胡威严地挂在他的嘴唇上。

有两个人迎面走过来。

一个是矮小的黑衣人，他枪上那支法国刺刀闪烁着亮光，远远地就很扎眼。

一个是高大的披着黄色羊皮外套的人，衣着很夺目。

花骒马得到它的骑者的信号后，便跑了起来。

他们很快就到了那走着的两人面前。

红军正了正肩上的步枪皮带，吐掉了烟头。

“同志，你好！你这地段上有什么情况吗？”

营长朝哨兵伸出手，因为他个子很高，营长几乎不用弯腰。

大个子哨兵飞快地扯掉手套，跟营长握了手。

波兰兵远远地看着他们。

两个红军军官跟普通士兵问好握手，还那么亲热！

他立时想象到自己和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不可能的！

他因为这荒唐的想象，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起来，好像担心有人看透他的想法。

“我刚接班，营长同志。”

红军哨兵报告道。

“你看见那面的脚印没有？”

“还没有。”

“夜间，两点到六点，这儿是谁值班？”

“苏罗坚科。”

“哦。你得留神呵，眼睛睁大点。”他临走又严肃地警告哨兵，“你尽可能别跟波兰兵并排走！”

两匹马沿着边境线一路小跑着走上了去别列兹多夫的大路。

营长告诉保尔说：“在边境上时时都要瞪大眼睛。大意一点儿就出事。干我们这工作不能睡觉，白天越境的不多，但到了夜里，你就得竖起耳朵。柯察金，您自己也能够看出来，在我负责的这地方，有四个乡村是跨界的。不论你怎么布置哨兵线，也有人越境。婚礼呀、节日呀，亲戚朋友便纷纷越境聚在一起。能制止得了吗？相距才不过二十步，这条小河，连母鸡都能趟过去！走私的事儿也难免。比方说吧，一个老太婆带了两瓶波兰的四十度香草酒，这自然是小事儿；可是还有很多大走私犯，他们的规模很大呢。

“你知道，波兰人在干些什么？他们在边界的各村子里开设了一些大百货商店，商品应有尽有。当然不是为当地穷人开的。”

保尔对营长的话十分感兴趣。他说：“告诉我，加弗里洛夫，事情只是限于走私吗？”

营长苦恼地回答：“问题正在这儿！”

别列兹多夫是个小镇。

这里从前被指定为犹太居民点。

镇上挤着二三百户人家。有一个大集市，分布着二十来家可怜巴巴的小店铺。

集市上很脏，到处都是马粪。

小镇周围便是农民的住宅。

从犹太人居住区到屠宰场的路上，有一个破旧的犹太教堂，东倒西歪，看上去格外凄凉。

每逢礼拜六，教堂里总有很多人，但光景不比过去了。

祭司的生活和他所希望的样子也相去甚远了。

因为自一九一七年以后，青年人对他失去了起码的尊敬，亵渎神明的事儿也处处可见……尤其是这小镇成了区中心，这更叫祭司不高兴。不知从哪儿跑来这么多共产党，闹得越来越厉害。昨天，祭司鲍鲁赫看见，神父庄园的大门口挂起了一块新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这可决不是什么好事——他边走边想。

走到教堂门口，他看见门上贴着一张小布告，写着：

今晚劳动青年群众大会将在俱乐部召开。执委会主席列西查同志以及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于会上发表讲话。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出演歌舞节目。

祭司一气之下撕下了这张布告。

“瞧，真干起来了！”

本镇小教堂的两面都紧挨着过去神父庄园的大花园。

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古旧房屋。

过去，神父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那儿，他们的生活像房子一样腐烂而空虚，令人寂寞而厌恶。

新的主人一搬进这所房子，便立时赶走了那陈腐而又寂寥的气氛。

那间大客厅每天都挤满了人，一派热闹景象。

神父庄园已改为党委会的办公处了。

前门往右拐，一个不大的房间的门上，写有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会”。

每天，保尔都在这里工作一些时候，因为除了出任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外，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书记。

自从安娜家那次晚会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了，但欢乐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保尔推开一堆公文开，靠着椅子回忆起来了……屋子里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