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了，只剩下保尔一个。

窗子上冻出了奇特的霜花……桌上摆着一盏油灯。

炉火烧得特别旺。

保尔想起了前不久的事情：

八月，铁路工厂团组织派他率领一批青年，随修理车去了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他带着一百五十个青年，转战在各个车站，恢复秩序，修理车辆，一直干到深秋时节。

他们的路线是：从锡涅尔尼可沃到波洛吉。

以前，这里正是马赫诺匪帮占领的地方，到处都衰败荒凉，满目疮痍。

在古利亚伊至波列那一段，他们修水塔补水箱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保尔本是电工，不太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但是在那儿，他亲手用扳子拧紧了成千上万个螺丝帽。

晚秋的时候，列车才回到工厂。

工厂里各车间都热烈地欢迎他们回去……在安娜那里，人们又可以常常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皱纹不见了，他总是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开心大笑。

工友兄弟们又能听他讲各种战斗了：穷苦的俄罗斯农民的起义、斯捷潘?拉辛以及普加乔夫的起义……一天晚上，安娜那儿又和往常一样聚集了好多年轻人。

保尔竟然戒掉了那几乎是从少年时期就养成的抽烟习惯。

那天，他就那么断然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事儿真叫突然。

当时大伙在争论：习惯比意志要厉害，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例如抽烟。

保尔始终没开口，可塔莉亚非让他亮亮自己的观点。

于是他说：“人应该支配习惯，不能让习惯支配人。我别无他论！”

茨维塔耶夫在墙角喊出了声：“话倒说得挺漂亮。柯察金就爱说漂亮话。真让他改改习惯吗？那怕就完了！他知道抽烟没好处，可就是戒不掉！”说到这儿，他变了语调嘲弄地问，“让他答复咱们，他现在还骂不骂人？凡是认得保尔的，都会说：‘倒是骂得少了，但骂起来却很凶！’咳，传教容易，当圣徒难啊！”

一阵少有的沉默。

听了他那种腔调，大家伙都很反感他。

保尔并没有立刻答复。

只见他从嘴边缓缓拿下烟卷，将它揉成了碎末末，然后轻声说：“今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静默了片刻之后，保尔又补充说：“诚然，这是为我自己，不过也多少有点为茨维塔耶夫着想。如果一个人改不掉自己的坏习惯，那简直是一文不值。我还有个骂人的坏习惯，现下，还没有完全戒除掉。不过，连茨维塔耶夫也承认我骂得少多了。骂人是上下嘴唇一碰，不好拢住，不比抽烟。所以呢，我现在还不敢夸下海口一定改掉，不过，我是有这个打算的。”

快入冬了。

许多顺水而下的木筏堵塞在河道里面。

晚秋泛滥起来的河水，气势汹涌地冲散了木筏，这样河水漂走许多好木材。

索洛缅卡区又派出团员去打捞河里的木材。

保尔也不甘落后。

当时他正闹重感冒，他瞒着大伙，一声不响地苦干着，不顾个人的安危。

但是，病魔没有放过他。

他发烧了，得了急性风湿病，住进了医院，进行治疗。

两星期后，他又回到工厂，但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

车间的工长见了，着急得干摇头说不出半句话来。

又过了几天，一个没有丝毫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保尔失去了劳动能力，决定发给他抚恤金，让他退职。

保尔愤愤然地拒绝了。

他十分伤感地离开了他心爱的工厂。

保尔拄着手杖慢慢走着，他疼得额头直冒冷汗。

以前，母亲曾多次写信要他回去探亲……这时，保尔又想起了老人家临别时说的那句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你们。”

他到省委领了两张卷在同一个纸筒里的证件：一张是党的，一张是团的。

为了免得太伤感，他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回到母亲身边。

在那半个月中，母亲百折不挠地给儿子按摩、熏治那两条肿腿。

一个月后，他终于又扔掉了手杖。

喜悦再次浮上了他的心头，黑暗又变成了光明。

列车欢快地把保尔送回省城。

三天后，组织部交给他一个文件，分配他到省军委部下面去做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一个星期之后，他便来到了白雪皑皑的小镇别列兹多夫，当上了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团地方委员会又让他负责把散在这新区各个地方的团员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团组织。

从此，保尔的生活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外面太热了。

樱桃树把自己的一条长枝伸向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子……办公室的对面，是一座波兰天主教教堂，它那尖顶钟楼上的金色十字架，明晃晃地闪耀在阳光下，恰似一团火。

窗外的小花园里，有一群可爱的小鹅，毛茸茸的身子跟周围的小草差不多是同一种颜色。它们是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

执委会主席看完了刚刚接到的一封紧急电报，脸上立时闪过了一道阴影。

他那只又大又长的手在漂亮的卷发上搔着。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列西查今年刚刚二十四岁，可由于他威严高大、老成持重的外表，让人觉得他有三十五岁。

他的身体特别结实，脖子粗壮，脑袋硕大，目光冷峻，下颚有力。

他穿着蓝马裤和弗列奇式灰军服，左胸上挂着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前，列西查在图拉兵工厂做车工。

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可以说祖祖辈辈都在工厂里切铁、削铁。

后来，在革命的风暴中，这个工人，由一个普通红军战士成长为团长和团政委。

战争结束后，他到了国境地区，过上有规律的和平生活。

他经常研究农作物收获的报告，往往是很晚才休息。

他刚接到的急电是这样的：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主席列西查。国境发现波兰的大批匪徒，可能窜扰边区。应采取防范措施。将财务科的款项和其他有价值贵重的物品移至州中心，请勿滞留税款。

从窗户望出去，他可以看见每个走进区执委的人。

这时，他看见柯察金正走在台阶上。

一分钟后，传来了敲门声。

“请坐！咱们谈谈。”

他握住保尔的手，提出要求。

在一个小时之内，他没再接待第二个人。

保尔走出办公室时已经是正午了。

这时，列西查的小妹妹纽拉从花园里跑出来。

保尔向来都叫她安纽特卡。

她是个很羞怯的小女孩，庄重得和她的年龄不相称。

平常她看见保尔，总是笑笑就走，这一回，倒含羞地打了声招呼，把额上的卷发往后甩了甩。

“是列西查一个人在办公室吗？我嫂子在等他吃饭，等了半天了。”

“安纽特卡，你去叫他吧，就他一个人在办公室。”

保尔告诉她。

第二天凌晨。

三辆大马车赶到了执委会门前。

随车的人都压着嗓子说话，天儿还很黑。

几只密封的袋子从财务科搬出来了，又放到马车上。

几分钟后，马车赶上了公路，车轮滚滚一直朝前。

保尔率领了一队武装卫兵，保护着马车。

最后，他们安全到达了距离小镇四十公里——其中二十五公里全是森林——的州中心，顺利地把公文和钱币存放在州财务处的保险柜里。

过了几天，一个骑马的人由国境疾驰向别列兹多夫。

这使悠闲的小镇为之惊异。

在执委会门前，骑马的人扑通一声跳了下来。他扶着军刀，踏着沉稳的步子，锵锵锵地上了台阶。

列西查锁着双眉，收下来人送的信，在信封上签了字。

紧接着，那边防军人不让马歇息，立刻又从原路飞驰而去。

那封刚送来的信，只有执委主席才看到了内容。

但是，小镇上的人们长着极其灵敏的鼻子。在当地每三个小商人中间，一定有两个小走私贩，这种行业已令他们养成了一种预测危险的超级本领。

有两个人正急着赶向民兵大队部——其中一个就是保尔。因为保尔老是带着枪，所以当地的居民全认识他；但今天连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也扎起了武装带，佩起了左轮手枪——这就有点反常了，怕是要出什么事了。

几分钟后。

从大队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他们个个提着上好刺刀的步枪，朝十字路口的磨坊奔跑过去。

其余的党团员也都武装起来了。

执委主席戴着哥萨克皮帽子，腰间挂着毛瑟枪，骑着马跑了过去。

显然是出事了。

无论是广场还是小巷，都悄然无声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转眼间，小铺子的门全都上了中世纪的大锁，关起了窗板。

只有那些不懂得害怕的鸡和猪，仍在粪堆上找寻着什么。

在镇边一些园子的围墙上，全部设了瞭望哨。围墙外是大片田野，有一条公路笔直地伸向了远方。

列西查刚才接到的信是很简略的。

就在昨夜，一伙百余名的骑匪，配轻机枪两挺，于波杜勃齐区通过战斗窜入苏维埃国境。请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匪徒进入斯拉武塔森林后便失去踪迹。

兹预先对您进行通知：本日将有百名哥萨克骑兵经别列兹多夫对匪徒进行追击。

切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

加弗里洛夫

一小时之后。

大路上出现了一个骑兵。

他正奔向小镇，就在他身后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队骑兵。

保尔警觉地观察着。

那个骑兵很小心，但仍是没有发现埋伏在园子里的岗哨。

他是隶属于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个青年战士。看来，在侦察方面，他还是个生手。

当突然被那些跳出园子的人包围后，他发现这些人的军便服上都佩有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

岗哨把红军的哥萨克骑兵放过去后，又重新卧倒，继续在花园里警戒。

骚动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列西查接到了报告：匪军妄图扰乱边境，未能得逞。由于红军骑兵的追击，已狼狈退回波兰境内。

这里共有十九个布尔什维克。

他们每天的工作都十分紧张，十分忙碌。新建起一个区，一切得从头开始。而且，还得时时警惕着来犯之敌。

列西查、特罗菲莫夫、柯察金等人每天都是忙到深夜。

每天，保尔的身影奔波在小镇上。

他跳下马，就坐在办公桌边；一旦离开办公桌，就到新兵训练场上去；而后参加俱乐部、学校等地方的各个会议。

每到夜间，他又骑上马，带着毛瑟枪，四处巡视。

他总是大声喝道：“站住！什么人？”

他总是细听走私马车的轮声，辨别其动向……这个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就这样不知疲倦地操劳着。

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共同组成了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委员会。

莉达是妇女部主任，长着一双小眼睛，她出生在伏尔加河附近。

拉兹瓦利欣是一个高个儿的漂亮小伙儿，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他热衷于惊心动魄的冒险和刺激，喜欢福尔摩斯和路易?布斯纳的惊险小说。

他在区党委干过总务工作，在四个月前加入了共青团。但他总是摆出“老布尔什维克”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