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岸没有一个人影，连在桥头值班的哨兵也撤走了。

他开玩笑地说道：“这次不至于向外交部提抗议吧……”

十一月底。

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夜。

匪头儿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个死党终于被逮捕了。

这些豺狼到麦丹别墅出席一个富裕的外来地主的婚礼——赫罗林的党团员乘机抓住了他们。

是妇女们的闲谈把他们参加婚礼的消息泄漏出来的。

整个支部十二个人立刻集合，他们全副武装乘车赶到了麦丹别墅庄园。

与此同时，又派出了一个特别通讯员去别列兹多夫报告。

这个通讯员在谢马基村遇到了菲拉托夫的队伍，于是这队人也飞奔而来。

这时，赫罗林的青年们已包围了那个庄园，与安托克匪帮接上了火。

匪帮们躲在一间厢房里，见人就开枪。后来，他们企图突围，但被赶了回去，还倒下一个。

安托纽克陷入这样的绝境不只一次了，但每次他都能溜之大吉。手榴弹和黑夜成为他的两个福星。

赫罗林支部不小心损失了两个人。

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菲拉托夫等人赶到了。

这使匪帮真正陷入绝境。

但他们负隅顽抗，从窗户里猛烈地朝外射击，作垂死的挣扎。

天亮时，安托纽克被捕了。

这次战斗中，苏维埃一方牺牲了四位同志，其中三位是新成立的赫罗林团支部的团员。

保尔的大队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大演习。

大队在清早出发，冒着大雨开到了四十公里以外民兵师的宿营地。到达时，已是深夜时分了。

大队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骑马率领着他们的八百名青年，一到达营房就躺下睡了。

因为民兵师司令部把命令下达给他们这一大队时已经晚了，所以第二天清早，演习就开始了。

这个大队照样得接受检阅。

全队都集合在操场上。

大队长古谢夫和保尔对自己的大队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因此充满信心。

当正式的检阅已完毕，大队表演了操练和变队之后，一个面孔漂亮但皮肉却很松弛的指挥官严厉地朝保尔责问：“您为什么骑马？民兵大队的队长和政委在演习时不准骑马！我现在命令您将马送到马圈，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很清楚自己，不骑马根本参加不了演习，因为双腿步行连一公里也走不了。

可该怎么向这个身上装饰了许多皮带的花花公子解释呢？

他硬着头皮回答道：“我不骑马就参加不了演习。”

“为什么？”

保尔低声说：“连跑带走一个星期，我两条腿都肿了，实在是离不开马。其次，同志，我还不清楚您到底是谁？”

“第一，我是你们的团参谋长。第二，我再次命令您下马。您要真是个残废的话，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这可怪不了我。”

保尔感到像是被鞭子抽了一下。他猛地拉起马辔子，但古谢夫那强有力的大手阻止了他。

这样的侮辱，保尔真是无法忍受了，他想发作，但他又不得不抑制自己，内心的斗争持续了好几分钟。

他想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普通士兵了，而是大队的政委。况且这个大队的全体队员就在他身后！

应该给自己的队伍树立最好的红军榜样！又不是为眼前这个花花公子训练部队！

保尔下了马。

他忍着关节的剧痛，朝右翼方面迈去。

接下来的几天，天气非常好。

演习即将结束了。

在第五天，演习的举行地是最后的目的地谢佩托夫卡。

奉上级命令，别列兹多夫大队将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向进攻夺取车站。

保尔十分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把全部的捷径都告诉了古谢夫。

大队共分成两部分，神不知鬼不觉地便进行了深入的迂回，包围了“敌军”，高喊着“乌拉”，冲入了车站。

根据评判员的意见，这次作战非常成功。

别列兹多夫大队已经占领了车站，而防守车站的大队，被断定损失了一半兵员，退到森林里去了。

保尔指挥着半个大队。

正当他和第三中队长、指导员站在大街中央布置兵员时，一个红军战士跑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问：“政委，大队长问你，机枪射手们有没有占领了铁路交叉点。评判团很快就要来了。”

保尔和中队长去道口那边了。

团司令部的人早已到那儿了，他们正在向古谢夫表示祝贺。

战败的大队代表们狼狈地站在那儿，并不想分辩什么。

古谢夫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这全是柯察金领我们打的，他是这里的人。”

团参谋长骑着马走到保尔跟前，嘲笑道：“同志，您的腿还挺不错的嘛，看来，您骑马只不过是为了出出风头吧？”

本来他还想多说几句，但他被保尔眼中的怒火吓住了。

他走了之后，保尔悄声问古谢夫：“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古谢夫拍了拍保尔的肩膀，劝道：“算了，甭理这个骗子。他好像叫做契察涅——革命前是个准尉。”

那天，保尔努力想了好几次，但还是没想起他过去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

演习彻底结束了。

大队带着极高的荣誉回到了别列兹多夫。

但保尔实在是累得不行了，他便留在家里和母亲一起住了两天。

他把马牵到阿尔吉莫那儿。

这两天，他每晚都要睡十二个小时。

到了第三天，他去调车场看阿尔吉莫。

煤烟熏黑的厂房里，散发着一股保尔十分熟悉的味道，他闻到这个，就觉得像是回到了家中。

他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味儿——这是他从儿童时期就熟悉的，他同这种气味儿分不开，因为他是伴随着这种气味成长起来的。

而此时，这种气味儿更加强烈地吸引着他，让他有种失而复得的喜悦。

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过火车头的尖叫声了。

就如同大海激动着一个久别重逢的水手一样，这个火夫和电工习惯了的环境也在真诚地呼唤着保尔。

他心潮澎湃着，很久也不能抑制住这种热烈的感情……保尔和哥哥没更多地谈什么；他发现阿尔吉莫的额上又增加了一道皱纹。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尽管阿尔吉莫没有说，但保尔能看出来，哥哥的日子十分艰难。

哥俩在一起干了一两个小时的活就分手了。

在路口，保尔勒住马，回过头来朝车站望了好久，然后给了黑马一鞭子，飞奔在森林里的大路上。

森林里和平而宁静，再没有打劫的匪帮和令人恐惧的枪声了……

中午。保尔回到了别列兹多夫。

莉达出来迎接他：“你终于回来了！没有你，我们很寂寞。”

她边说边抱住他的肩，跟他一起走进了办公室。

“拉兹瓦利欣呢？”

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询问。

莉达不太高兴地回答：“不知道。喔，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到学校替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的分内事，不是你的事。”

保尔听了又惊又喜。

但保尔一向不信任他。

“这家伙又想到学校去打什么歪主意吧……”

保尔心中暗想。

“得，就让他去吧。你说说，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了吗？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保尔坐到沙发上，揉着他那两条疲惫而沉重的腿。

莉达将全部事情都告诉了他。

“前天，已经批准拉基金娜为候补党员了；她是个好姑娘，我十分喜欢她。你看，教师们开始进步了，有些个已经完全走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

围着列西查房间里那个大桌子坐到深夜的，经常是这三个人：列西查、保尔和新上任的区党委书记梅奇科夫。

那扇通到卧房的门已关上了。

安纽特卡和列西查的妻子已经睡熟了。

这三人仍在研读一本不厚的书。每天他们也只有这时才有时间。

有一天，波杜勃齐传来了消息：戈利萨夜间被人暗杀了。

保尔一听，忘记了腿疼，没几分钟便跨进了马圈。

他火速备好鞍子，飞身上马，直朝国境奔去。

戈利萨躺在村苏维埃的一张大桌子上，桌子周围铺满了绿叶，一面红旗盖在他身上。

保尔走上前去，伸手掀开了那面红旗。

戈利萨躺在那儿，头歪向一边，脸色蜡黄，眼睛睁着，还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样子。

他的后脑被锐利的凶器给击碎了，现在脑袋枕在枞树叶上。

是谁下的毒手呢？

戈利萨是个独生子，母亲已守寡了——他父亲早为革命牺牲了。

那可怜的老妇人一听儿子被打死的消息，立马昏倒了，直到现在仍然不省人事，这可怜人呵。邻居们正在看护着她。

戈利萨的死震动了全村。全村中他的朋友要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金娜十分伤痛地在房子里哭着。

保尔沉重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低声问她：“你看，谁是凶手？”

“除了磨坊主那一伙，还能有谁！”她气愤地说，“明摆着，戈利萨妨碍他们走私。”

两个村子的人都来参加戈利萨的葬礼。

保尔带领着他的大队和全部共青团员跟他们的朋友诀别。

加弗里洛夫将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排列到村苏维埃前的广场上。

悲凄的哀乐声中，人们将那覆盖着红旗的棺材抬放到了广场上。

在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的埋葬处，已经挖好了一个用来安葬他的墓穴。

戈利萨的死使他的朋友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了。每个发表演说的人都愤怒地要求处死凶手，抓住他们，带到广场上公审，让每个人都记清他的嘴脸。

接下来他们放了三排枪，又在那新坟里铺上了刚砍下来的常青树枝。

当天的晚上，支部选举拉基金娜为新的书记。

与此同时，保尔自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防哨所得到了消息：他们那边已经找到了凶手的线索。

一个星期后。

在别列兹多夫戏院隆重召开了第二届区苏维埃代表大会。

列西查严肃而又庄重地报告着：“同志们，很高兴我能够向本届大会汇报以下情况：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

“最近，我们已经破获了那起凶杀案，杀害戈利萨同志的凶手是磨坊主和他女婿，他们不久将受到审判。许多村的代表团都要求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案，把这些杀人的匪徒判以死刑……”

会场上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呼声：“赞成！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判以死刑！”

这时，莉达出现在一个侧门的门口，她朝保尔招了招手。

在走廊上，她将一封加盖有“急件”字样的信交给了他。

他拆开了，里边是调令：

共青团别列兹多夫区委会：省委决定调回柯察金同志，重新委派他负责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看来，保尔不得不和这个区告别了。回想这一年的工作他不无感慨。

区党委特地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会上，准许柯察金同志成为正式党员，并对他的品德和工作能力作出了鉴定。

列西查和莉达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并亲切地拥抱了他……大家不舍得分手。

当保尔的马由院里走向街上的时候，十几支手枪一起打响了，这是一种深情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