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征调民力来从事基本建设，只能占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左右。目前中国的经济仍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基本上和两千年之前没有太大的不同。遇到了荒年，古人要更加珍惜使用劳动力。《周礼》上说：“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则一日而已。”意思说遇到了灾荒严重的年份，征用民力来从事基本建设，共可占用总劳力的百分之零点三左右。

民固不可劳，财亦不可伤，《礼记·王制篇》上还有一段文字，特别说明一个国家积蓄的重要：“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这几天《杨贵妃》电影正在上映，影片中这个唐明皇，在初做皇帝时，政治是非常清明的。他在打猎之时，任用姚崇做宰相。姚崇提出了十点要求，要皇帝答允，他才肯担任宰相的职位，其中一条要求说：“太后（指武则天）造福光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指唐明皇的父亲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唐明皇答道：“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哉？”“心即不安”这四个字，是一个爱护百姓的仁者之言。如果他到晚年时仍能不忘“心即不安”四字，安史之祸是决计不会发生的。

天灾的好处

飓风“温黛小姐”对香港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害，能说有什么好处？但在中国古代，天灾虽然害民，却往往能对百姓有益处。那是因为皇帝认为天灾是上天对他施政不满的一种警告。皇帝是天的儿子。天是不会说话的，它见到皇帝干得太不像话了，就会降灾示罚。所以即使是最暴虐无道的皇帝，遇到天灾时，总会暂时地将政治改善一下。最妙的是“日食”，这种天象对百姓毫无害处，但古代的君臣也当是重大天灾，是上天的警告。

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几千几百次。我们这里只谈谈汉明帝。明帝是汉光武的儿子，他母亲阴丽华是当代著名的美人。汉光武刘秀那时还没做皇帝，听到她绝世美貌的名声，曾说：“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来果如所愿。最后甚至废了郭后，立她为后。郭后的儿子很识相，把皇太子的位子让给了明帝。

明帝为人很精明，脾气却暴躁，常辱骂大臣，对侍从近臣甚至出手殴打。有一个做郎官的人，名叫药崧，不知怎的，得罪了明帝，明帝举杖猛撞。药崧吃不消了，躲到了床底。明帝大怒，大喝一声：“郎出！”那药崧文才很好，出口成章，在床底吟四言诗一首曰：“天子穆穆，诸侯煌煌。未闻人君，自起撞郎。”明帝才饶了他。

像这样暴躁的皇帝，遇到天灾时却也很听大臣的劝谏。那一年明帝大建北宫，正逢天旱，有个臣子名叫钟离意，除下了帽子、鞋子，在宫门奏本道：“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民疾邪？宫室荣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民失农时。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民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明帝回答道：“成汤所引的六事，都是我做皇帝的一人不好，你戴上帽子，穿上鞋子吧，不必客气。”于是下令停建宫室，所有不必要的基本建设工程，一概停止，同时下诏自我批评，向公卿百僚谢罪。老天也真凑趣，居然便下起了大雨。

“成汤遭旱”云云，据说商汤时大旱七年，汤便剃了光头，剪短指甲，扮作供奉给上天的牛羊牺牲，以六件事自责：“是不是我的施政不合理？是不是我役使百姓，令得他们太过辛苦？是不是我建造宫室太多？是不是我太听信宫中妇女的枕边之言？是不是我的手下官员贪污纳贿？是不是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瞒骗虚报之徒太得势了呢？”

钟离意后来在给明帝的奏章中又诚恳地指出，对百姓不可苛刻，不可施行高压手段，那么天灾自然会避免，他奏道：“陛下忧恤黎元，而天气未和，寒暑违节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职，而以苛刻为俗。百官无相亲之心，吏民无雍雍之志，至于感逆和气，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愿陛下垂圣德，缓刑罚，顺时气以讽阴阳。”中国古代都有这样一种信仰：灭时不正，是由于百姓生活痛苦的结果。只要养成了相亲相爱的风气，不是你检举我，我告发你，时时刻刻在找旁人的小毛病，那么自然会阴阳调和，气候正常。

春秋时，楚国长久没有天灾，楚庄王就害怕起来，说：“上天是忘记了我吗？为什么不警诫我呢？”鲁哀公时政治很腐败，刚好逢到长期没有日食，大家说，上天认为鲁哀公已无可救药，不必再理他，所谓“谴之何益？告之不悟。”因此汉明帝见到天有日食，便下诏书说：“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傥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他意思是说：“上天对我总算还不是置之不理，降下天灾来警告一下。我做皇帝的无德，你们做官的可要尽责，来好好帮助我啊。”

永平八年，又有日食，明帝叫百官大鸣大放，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将各人批评皇帝的鸣放言论公开，叫百官传阅，等于是张贴批评皇帝的“大字报”），下诏书道：“群僚所言，皆朕之过：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现在我是知错了，就怕我品德太差，过了一些时候，又马虎随便起来。）

现在科学昌明，人人知道日食、水旱风灾是自然现象，和人类的活动无关。这样一来，天灾就不再成为对当政者的警告（所谓“天变不足畏”）。

民食不足是谁之过

在两千多年前（公元前一六三年，汉文帝后元年），也是连续有几年严重天灾，汉文帝下了一道诏书，劈头便说：“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欤？”皇帝说“朕甚忧之”，跟着便说自己愚笨，不明其中道理，想起来总是因为我的施政有错，行为有过失吧！